」 不過，即使口述歷史有其重要性，許雪姬坦言，口述歷史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除了講求做的時間外也講求運氣，若遇到會加油添醋的受訪者，也很考驗訪問者的解讀能力，即便自己非常謹慎，但她也因為口述歷史而吃了不少苦頭。

就從這個發問，繼續接下來的情境敘述吧。因此，這齣戲以這樣的詩行，作為鋪陳：「一眨眼的時間有多長／你可曾想過／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清晨八時十六分／一顆核彈在廣島爆裂／一眨眼的時間／一棵松樹燃燒／一個赤裸的女人／燃燒的衣物／死去的馬／撕扯的乳房／以及，黑雨／一個孩子嘶喊：痛苦呀。

接下來，一場山林的祖孫慰藉，無法阻擋悲劇的發生。很快的，差事劇團將涉渡30歲生日。離開的人，在幸福的感覺逝去後，內心永遠被愧疚纏繞。那時，我們因為參與反對美軍基地在菲律賓的抗爭，轉個彎關切起廣島核爆事件。沒有離開的人，瞬間消失或者幾乎成為乾渴的肉身，在驚慌間，讓靈魂喝下荒地上難尋的滴水。

鋪陳的是，將軍帶領的蜜蜂將轉化為士兵，展開一場永不止息的戰爭。其中，最前面的一段，以肢體鋪陳兩個在叢林躲藏，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的士兵的衝突。有兩倍於女性的男性表示，他們之所以主動提出問題，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發現了錯誤。

巴斯德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張君寒露（Junhanlu Zhang）在法國的一次會議上發現，人們更容易記住連續提問者的名字。其中女性更傾向於認為，她們之所以忍住不問，是因為沒有勇氣，擔心自己誤解了上下文，擔心發言者太顯赫或令人生畏，或者她們覺得自己不夠聰明，提不出好問題。有時有人表示，男性更有可能提出更長的問題，或者試圖一次問多個問題（我記得當我很多次表示最後再快速回答一個問題後，提問者總是說他們有三個問題要問）。關於這個主題的大多數研究都是通過針對學術會議上的聽眾，而不是對公眾開放的活動來進行的，但仍具有啟發性。

這聽起來可能很自負，但需考慮到這些都是學術活動，演講者對批評的回應是整個過程的應有之義。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索莎娜・賈維斯（Shoshana Jarvis）在202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觀察了在一次會議上提問的人，與會者包括生物學家、天體物理學家和經濟學家。

在與會代表中，有63%是男性，你或許會認為63%的問題會來自男性，但事實上男性提出了78%的問題。在這種會議上，提問的人必須離開座位，走到麥克風前排隊，所有人都在看著你。當各種活動被迫轉為線上進行時，我們可以不用大聲說話，而是在屏幕上的聊天框輸入問題，甚至可以匿名提問。研究還關注了男性和女性提問的本質。

文：克勞迪婭・哈蒙德（Claudia Hammond） Photo Credit: Getty Images / BBC News 在現場觀眾活動中，想提問的男性總是多於女性，而且通常第一個舉手的都是男性。問題是，若有一半的聽眾不願意參與其中，就可能不會得到那麼多樣化和有趣的問題。這讓問答環節少了多樣化和有趣的問題，而女性也較少看到其他女性榜樣向她們展示「你不必害怕提問」。沒有人希望自己問了一個問題，卻被當著三百多人的面告知自己沒有抓到重點。

不敢提問的原因 現就職於倫敦大學學院的阿萊西亞・卡特（Alecia Carter）領導的一項研究，觀察了10個國家的250個學術部門研討會，結果也是如此。因此，唯一真正的區別在於誰首先自願開腔。

賈維斯發現，在美國，女性傾向於表示她們不敢發問是因為感到太焦慮，而男性則會說，他們選擇不提問時是為了給別人留出空間。在這些研究中，觀察者只關注實際提出的問題，而非那些舉手希望提問的人，所以也有可能是主持人選擇了男性提問。

這表明一些男性正在採取積極措施，避免在問答中佔據主導地位。有證據表明，我的經歷並非特例，而是常態。當然，這有可能是女性想問的問題本來就比較少，這似乎說得通，但無數次會後女性排隊去廁所時，都有女聽眾告訴我她們有想問卻沒有問的問題，而那些問題無一例外都很精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名字一定給人們帶來積極印象，也許人們會認為其是那個不斷提問的打擾者。你可能會爭辯說，既然沒有時間讓每個人都提問，那有些人不自願提問也沒關係。當比較提問的其他特徵，例如向演講者問好、讚美他們或開場的自我介紹，男女唯一區別是女性更傾向於向演講者打招呼。

隨著現場活動應用程式興起，你也可以用手機發送問題，主持人會在平板電腦上收到問題列表。而有兩倍於女性的男性表示，他們之所以主動提出問題，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發現了錯誤。

女性提問者總體較少的另一個問題在於，處於學術生涯起步階段的女性，較少看到其他女性榜樣向她們展示「你不必害怕提問」。蘇塞克斯大學的吉莉安・桑德斯特羅姆（Gillian Sandstrom）在一篇即將發表的論文中，分析了160場活動上提出的900多個問題，她發現性別之間沒有差異。

有趣的是，男性和女性都表示，即使他們心裡已經有了一個問題，有時也不會主動提出問題。!function(s,e,n,c,r){if(r=s._ns_bbcws=s._ns_bbcws||r,s[r]||(s[r+_d]=s[r+_d]||[],s[r]=function(){s[r+_d].push(arguments)},s[r].sources=[]),c&&s[r].sources.indexOf(c)。

但是，較多的男性提問這一反復出現的情況，導致學術界有人將其稱為「男性問答」（question-and-manswer）環節。Photo Credit: Getty Images / BBC News 如果一半的觀眾害怕提問，這可能意味著你沒有得到盡可能有趣或多樣化的問題。有研究發現，即使在場男女比例相當，男性提問的機率還是比女性多兩倍半。獲得關注 Photo Credit: Getty Images / BBC News 研究表明主持人在讓女性更有可能提出問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活動結束前的問答環節是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每個人都能自如地提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林志潔律師自嘆當時年輕不懂事，在花招百出的邀約名目之下誤以為對方是因自己在法庭的優異表現才釋出善意。

曾有學生向她求助，提到某位老師在課堂上針對同志的玩笑令他產生疑慮，想與她討論其言論是否屬於性騷擾。文：蔡益仁（大學政治系學生） 台灣公共策益、台灣智庫、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台灣青年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勵志協會、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及US Taiwan Watch美國台灣觀測站等單位共同舉辦Ys Day「週三青年日」，於6月28日晚間以「不騷擾很難嗎？法體系如何接住性平受害者」舉辦司法改革系列第一場活動。

」 林志潔律師曾嘗試尋求協助，才發現民國87年時尚未有任何的《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教育平等法》和《性騷擾防治法》，分別在民國91、93和94年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是性平三法中最完善的，但它將博士生跟幼稚園的學生等同視之，法律上的定義不夠細緻，使得不同形式的性騷擾案件處理相當棘手。

「許多加害者辯稱『沒有不法』，這來自於他本身的無知，也來自於社會對他的縱容，這個縱容就是他的成本判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名法官被爆出騷擾其法助，調查過程中時任的懲戒法院法官認為此案不屬於性騷擾，而是「追求公外情未遂」，並且在各大電視媒體的call in當中如此宣稱。「我不是安靜的人，所以I do whatever I can，將事情告訴認識的各個地院的法官或院長，或者到研習會演講」這是林志潔律師倡議性騷擾防治議題的起點。」 林志潔律師以過往經驗為例。

按照現行的性騷擾分類，其行為更近似於《跟蹤騷擾防治法》裡的跟騷，當時林志潔律師的的案件在該名法官手中，處於相當艱難的處境。與此同時，學生也向她請求暫時保密，因為未來可能有請該名老師擔任指導教授的需要，不希望破壞關係。

「他是一個26歲的博士生，遇到這樣的狀況，作為老師你要怎麼辦？」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後來該名老師的其他學生提起性騷擾，程序當中提到曾有學生向志潔老師諮詢。此時，林志潔律師成為了「知情未報」的老師。

「我跟他對峙了十多分鐘，到現在我仍記得那個25歲的律師在廁所焦急無助，看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開庭快要遲到，急到快要哭的樣子。「我當時神經立刻斷線，為什麼20年過去了，社會對於性騷擾的理解仍限於可被輕易帶過的『追求未遂』？」 多年後再次談起，林志潔仍難掩憤慨。